刘金新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20世纪40年代，任弼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出发，对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一系列论述，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实现了党性教育的伟大探索。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和任务。学习和掌握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思想和观点，对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论认识：“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谈论增强党性，首要问题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党性？这是任弼时关于党性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

1894年，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首次提到党性。他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就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党性看作是个人或组织在观察与评价问题时应采取的态度。

 

190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培养党员党性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列宁的这一认识，是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客观需要作出的阐发，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1941年5月19日，针对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明确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

6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人的阶级性》的演讲，对党性的内涵作了精辟论述：“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

 

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建党20周年之际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决定》发出不久，任弼时就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什么是党性、为什么要求党员培养和增强党性、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任弼时从阶级属性、涵盖内容、衡量标志等方面对党性的本质进行了概括。

所谓“最高度”，显然是区别于普通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这种先进性是理解任弼时党性观点的一个关键。《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和党的利益服务，“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共产党天然地需要其党员增强党性以确保自身的先进性。

为什么要求党员培养和增强党性，任弼时明确指出，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不是偶然的”。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党和党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想意识的影响。加之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占组织基础的较大比重，无产阶级尚未具备完全无产阶级化的意识，某些党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的合作又增加了非无产阶级意识侵蚀党员的可能性。 

在此情况下，一些党员显现出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党在对各方情形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发出了《决定》，要求党员增强党性锻炼。这是党根据严峻形势作出的必然选择。

那么，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增强党性呢？任弼时认为，首先要对培养党性的过程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要具有阶级觉悟，要把握住阶级意识，决不是在口头上讲几句漂亮话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引起质变，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需要慢慢培养和锻炼成的。因此，培养和锻炼党性，必须要树立科学的态度。

其次，任弼时强调了党组织和党员自身在培养党性的过程中承担的职责。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引导、教育和培养党员的作用，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党员则应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

党员只有真正经历了这个过程，“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才能逐渐养成为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养成对党和无产阶级的“忠实性和坚定性”，并转化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行动。

正确认识党性是党员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党性的前提和基础。任弼时在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对党性的内涵、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和途径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党员正确认识党性、树立增强党性的意识提供了重要遵循。

真理掌握：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

培养和增强党性，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任弼时提出，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就是要“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即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要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意义重大。

因此，任弼时把能不能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地斗争”看作是衡量党员党性强弱的主要标志之一。

任弼时指出，党员要从两个方面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一在理论的学习，二在理论的运用。

在理论的学习方面，任弼时提出党员“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如果不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就会化为乌有。按照毛泽东反主观主义的主要精神，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是简单地学习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使之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否则，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

在理论的运用方面，任弼时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他指出，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早在1925年，任弼时就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提出，“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此外，任弼时还提出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大力反对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与“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马列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只有被正确地运用到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威力和效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书本公式，从而导致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不足的同志被迷惑、被俘虏、被吓倒，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6月，任弼时撰写了《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笔记，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内，思想理论问题都未能得到党的重视。党内干部即便是高级干部也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少数干部虽然也曾学过一些理论，但却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不善于真正把原理原则运用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去。

因此，想要科学地运用马列主义，就要自觉“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能够起来反对，遇到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的时候，能够起来斗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党员的党性。

组织建设：“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这句话高度强调了组织建设对于党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但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一些党员没有摆正个人利益与全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全党利益、整体利益之上，在党内滋生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任弼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有三点原因。

一是，此时“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无不惧怕共产党的日益强大，想方设法来分裂和瓦解党的力量。

二是，随着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共产党规模迅速发展壮大，从一个只有四、五万人的党发展为一个有80万党员的大党。但新党员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小资产阶级占较大比重。这使得党内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良风气。 

三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斗环境中，党员队伍只得分散在各个地方并建立根据地。长此以往，极易滋生分散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倾向。

不良倾向的表现形式多样：对外主要表现为关门主义，“认为关着门自己搞革命就可以成功”，“认为只有我们党才是革命的，其他阶层的人不一定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就把许多进步分子拒之门外，拒绝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使得党存在远离群众的危险。

对内来说，有些党员只注意自己部门、团体、集团的利益，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有些党员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不能切实地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开展工作；还有个别党员，对全国性政治问题随意发表意见，或依据主观判断决定党的政策；还有一些做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政权工作的干部片面强调自己工作的特殊性，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大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着党中央的领导权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面对复杂环境，任弼时提出，“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他号召党员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为指导，坚决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不良倾向作斗争，既要“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要“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首先，要摆正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任弼时指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党员应该把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同党的利益和愿望融汇在一起，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当党员的个人意见与党的意见发生冲突时，如果意见是错误的，党员应该迅速改正；如果意见是对的，党员为了组织团结，应该服从党的决定，暂时保留个人意见。党员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要绝对地服从组织。只有这样，党员才能摆正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其次，还要摆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任弼时提出，“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党的整体的利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局部妨害了整体，整体便要吃亏”。他以精兵简政为例，党在战争的环境下考虑精简合并一些不充实的部队、群众团体、政府机构等。因为随着游击区域的扩大，党的工作方式也要适时改变，需要对许多局部进行合并。“如果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摆不正确，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不了解战争的环境需要这样做，不愿意改变，我们精兵简政的政策便不能贯彻，对于抗战便有妨害。”

任弼时还谈到了延安地区实行统筹统支的政策。他认为，如果下面只看到局部利益，刻意隐瞒、拒绝上交，统筹统支便无法落实。所以，任弼时号召党员干部一定要打破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局部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实现党的整体利益，促进党的各项事业的有序开展。

纪律约束：要以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为遵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

有铁一般的纪律，才有铁一般的队伍。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武器。党员要增强党性，必然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早在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就提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

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长篇报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要在党内加强组织原则教育，反对宗派主义。总体上看，党是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但是由于党内成分复杂，一些党员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很浓厚，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为此，在党内进行基本组织原则的教育，“在全党党员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干部来说则更为重要”。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再一次强调党员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维护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

但在陕甘宁边区，有一些党员并不能正确认识党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有一些党员没能正确认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问题，把选举等同于民主，认为只要“不断选举”，就能巩固和发展边区，对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持消极态度；还有一些从事军队工作的党员干部没能正确认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产生军阀主义倾向，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造成与党的对立。毫无疑问，上述错误倾向必然会严重妨害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根据地建设。

据此，任弼时把加强组织纪律性作为增强党员党性的一项基本内容。在他看来，党员加强组织纪律性，需要党和党员的共同努力，需要自觉“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养成遵守纪律、服从纪律的意识。具体层面上，任弼时对党和党员分别提出了要求。

就党来说，它在要求党员遵守纪律的同时，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此基础上，任弼时指出，各级党组织“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这是建立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保障党的领导中心地位的重要前提。

其次，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纠正不良倾向。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指出：党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1942年7月，他再次强调：“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纪律教育十分重要。”

加强纪律教育与纠正不良倾向是相辅相成的。既要通过说服解释和开展斗争对党内的不良倾向予以纠正，还要抱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对党员干部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和纠正。“组织不应该随便给一个同志作结论，但对于错误倾向的纠正和斗争应该是不客气的。”对说服教育之后还不改正的党员就要严格予以纪律制裁。

再次，建立规章制度，提高党员遵纪守法的意识。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针对党内存在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党员不懂法和不守法的问题，任弼时适时提出，党要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开展普法工作等来提高党员的遵纪守法意识。

最后，加强党内教育，完善组织生活。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他以1942-1943年间的党务工作状况为例，谈到此时期在党员中开展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工作等成功做法，对党员“提高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决议”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强调，建立经常的党的组织生活，按时召开党支部及小组会议，有针对性地进行党内教育，是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水平、强化党员纪律意识的重要途径。

就党员来说，首先，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一些党员之所以产生独立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错误倾向，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党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是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政府、军队、群众团体等组织，才能树立正确的组织观念，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其次，要自觉增强组织观念，摆正个人和组织以及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深刻领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对于“党性的锻炼，消除独立主义或独立倾向，从组织上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是很重要的”。为此，党员必须要自觉增强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摆正个人与党、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才能正确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再次，要坚持党的纪律面前党员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党内没有特权党员，所有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

宗旨意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

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共产党之所以能具有伟大的力量，与它能够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密不可分。他提醒全党：“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

因此，应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首先，要适时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许多党员干部没能清楚认识抗战以来边区环境和任务的变化，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工作方法，“既不区别哪些是取之于民的，哪些是帮助老百姓或给予老百姓以利益的，又不分辨哪些是临时性的工作，哪些是经常性的工作，一律当做动员工作来看待，一律采取动员工作的方式去办理”，进而导致工作没能落到实处，使群众与党组织疏离。

在此情况下，任弼时提醒广大党员要认清，边区还处在“由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转变到普遍建立建设工作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过渡阶段当中”。为适应以建设为主的工作环境，必须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下，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客观条件出发，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同时，还要善于从群众中汲取经验，尽量采用群众比较熟悉的方式方法，以更好地组织群众力量。如果“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其次，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提到：“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边区最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开展经济建设工作，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但是，当时党内一些党员没能正确把握形势变化，也没能正确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从而妨碍了这一方针的贯彻。

1941年12月，党中央和西北局就指出生产建设是当时的中心任务，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组织的重视，未能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此，任弼时要求边区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及时认识新环境下的中心任务，抓紧开展经济建设，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从而争取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再次，要克服官僚主义倾向，培养优良作风。任弼时认为，官僚主义倾向是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

官僚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制定工作计划时脱离客观实际和群众需要，只是凭空想象、大概估计；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敷衍了事或是束之高阁；开展工作时，不是耐心地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此外，还表现为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

毫无疑问，这种错误倾向会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妨碍工作的有效开展。任弼时提出，党员一定要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克服官僚主义的错误倾向，培养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工作作风，从群众的需要和觉悟出发去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

最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1943年6月，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2周年，任弼时本着改造党员思想、密切党群关系的目的，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鼓励党员向群众学习。在他看来，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具有强烈的群众观念，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

为此，他号召党员一定要重视并善于向群众学习，并且要深刻认识到，能否虚心向群众学习“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

他明确指出，能否树立群众观念、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衡量党员有无党性的重要标准。只有正确认识群众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和维护群众利益，自觉与群众打成一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的五重路径的论述是一个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论述，对于培养和锻炼党员的党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坚强的党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复锤炼、不断提升。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性修养，树立使命意识和斗争意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刘金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博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