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 9月26日
1929年9月26日
※1929年9月26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讨论反对军阀战争中党的工作时,有人认为目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江苏既是统治阶级的中心地区,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地区,革命形势更有走向高潮的可能。不但十月革命节时应举行总示威,“双十节”时亦应发动分区集会。任弼时认为:国民党准备在“双十节”晚提灯游行,我们若能发动反军阀战争的示威游行意义是很重大,但现在准备不充分;我们要更充实纪念十月革命节的运动。会议决定“双十节”分区集会。在讨论上海党组织情况时,任进一步指出:几个月来,上海的党组织有相当进步,但考察组织状况时,除了数量外还要注意领导群众的能力:(一)目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群众的能力还有严重问题。在产业工人中上海已有四五百党员,但工联会之下只有五百群众,说明有的党员自己也还没有加入,工联会领导群众很成问题。(二)外县的党组织如不注意县城的工作,发动斗争时城乡不能配合,有出现县城落后于农村的危险。(三)党支部还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建立中心支部时,不应忽视其他支部的工作。会议决定设立淞浦八县工作委员会,康生为书记,任弼时、陈云等为委员。 1930年9月26日 ※1930年9月26日 因中共中央军委交通员张金仞(张慕陶)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军委长江联络站遭破坏。贺诚趁乱逃脱,搭船赴上海,幸免于难。 1932年9月26日 ※1932年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 祥,指出:乐宜战役胜利,调动了敌人,陈诚、罗卓英部不得不西去吉安,赣东北之敌有回贵溪的可能。这给河西及赣东北红军“以极大发展的机会”,此时,若红军进击乐安,陈、罗即使掉头东来,须三天行程,而永丰、宜黄之敌必不敢增援乐安,红军能抓住此时机,在乐安突破一点,西击永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从西面来增援之敌,是“最好形势”。倘敌之五师仍在宜黄,于我攻击乐安不利,则可从乐安、南丰之间向北伸出调动敌人。“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战机,而且反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电中强调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我军均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以保有迅速出击”。因项英、邓发尚在闽西参加会议未归,故三十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重申赤化南丰河地区,在宜黄、乐安一带布置战场。认为红军若攻打乐安,倘三日内不能攻克,东西援敌必至;即使能消灭乐安之敌,“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伍,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再次提出:待项英、邓发回瑞金后,十月十日前中央局仍在前方召开全体会议。 △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训令:决定 以十天为一期,教育训练部队,以师为单位分散到宜黄、乐安、南丰 之间发动群众,并以战备姿势布置战场。 1934年9月26日 ※1934年9月26日 晨,得知红十八师前卫在剑河县大广地区遭敌伏击,即令第五十二、五十四两个团进入战斗。并率部在红十八师掩护下通过大广偏西的大山,进到乌坪寨一带。是役,第五十四团团长赵雄阵亡,该团编制撤销。 △二十二时,朱德电令红六军团,在湘敌第十九师未到镇远,黔敌未到施秉时,迅速渡过青溪河,照规定路线前进,但不要急进。 1936年9月26日 ※1936年9月26日 鉴于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大部准备渡黄河向西袭占永登,由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红一方面军,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同日,彭德怀也致电 朱德、张国焘并任弼时、贺龙、徐向前、陈昌浩,指明张提出的行动计划“欠全善”,望张对中央的计划作“重新和冷静考虑”。 △十二时,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统一领导,万分必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我们当遵照执行。 △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刘伯承及中共中央:“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求中央以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 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 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健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电中认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因为“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在各方面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电报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 1937年9月26日 ※1937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八路军各师军政首长: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部署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毅力,坚决为这个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 1941年9月26日 ※1941年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是:(一)秉承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办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二)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会议议程,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三)负责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一切决定,分别性质通知全党或有关部门去执行,并负责检查中央各部委及全党执行的结果;(四)管理中央财政;(五)组织和召集延安党和非党的干部会议。上述业务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会议还决定由朱德兼任中央党务研究室下设的海外组组长和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华侨委员会名单由任弼时与朱德商议,提交中央书记处批准。 1945年9月26日 ※1945年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国共谈判已进行八次,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让步方案仍不满意,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形势可能逆转。为配合重庆谈判,要大力开展东北工作。任弼时发言指出: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革命胜利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胜利延迟若干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占东北,打傅顽,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只要掌握东北,别的地方失掉一点,也没有什么”。任弼时估计:美军不至于在大连登陆,美苏关系也不至于全面破裂,美国也不会大帮国民党打内战,在华盛顿会议上美政策不至于有什么大变化。会议决定:(一)开一次高干会,将谈判经过及我之方针通告大家;(二)请毛泽东利用时机回延安;(三)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