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 10月2日

※1930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指示，为健全长江局的工作，任弼时“应回长江局工作，市委工作可暂着他人代理”，并将另派王弼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叛徒宋惠和所认识的同志，如在武汉继续活动有困难，可另行分配到赤色区去，或回上海。

※1935年10月2日  和贺龙、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一)电告敌情：蒋敌孙连仲部三个师(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及独立四十四旅已到渔阳关、暖水街、三家厂之线；樊崧甫部四个师(第四十三、第七十九、第九十七、第二十八)已到临澧、石门、慈利之线；薛岳所部四个军及第九十二师，许绍宗、何知重、柏辉章等师有到万县利川之消息。(二)询问：“一、四方面军是否已入陕境，及今后行动大的方向盼告我们，以便依据来决定我们行动。”

※1944年10月2日—26日  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在听取王震、张启龙、谭余保、刘亚球、王恩茂、李国华、甘泗淇、吴德峰、萧克、王首道等同志发言后，于二十六日作总结性发言。指出：(一)检讨历史“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每人应从自己各种不同的情况出发，了解历史，检讨错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错误及其产生原因，也要看到成绩，不要否定一切。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二)中央形态完备的“左”倾路线是“九一八”事变后形成的，因此湘赣“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表现要更‘左’”，在土地政策上，虽然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查田时“侵犯了中农 利益”；在思想斗争上，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包括后来“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上也有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新省委虽然“建立了革命秩序”，规定杀人要经省委批准，制止了“无组织的发展”，但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左”的军事路线，新省委在一九三四年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但“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传统”，因此湘赣还保存了“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在对敌作战上能够取得一些胜利。(三)旧省委的显著成绩是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发动了基本群众，巩固了苏区；建立和发展了武装。新省委在保卫苏区、扩大武装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新省委并没有满足当时中央的要求，“也没有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