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3月5日

※1941年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针时发言认为，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人员由半自给自足过渡到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能的。在过渡时期有困难，也有出路。为了克服困难，节省经费是对的。但把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一)整理税务，增加税收，边区要为实现三百万元税收而奋斗。(二)增加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再增发五百万元边币，拿三百万元投资发展生产。以使各单位通过发展生产，“实行自给”。同时要保证运六十万驮盐“出口”，以换取一千万元法币，以此抵上被国民党切断的每年一千万元的外援。发展生产不是增加个人生产，而是加强公营事业。(三)加强边区政府财经部门干部，各机关要健全生产组织。会议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决定由黄松龄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顾问，朱理治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1949年3月5日—13日  出席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全会讨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研究和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十三日，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要取得完全的独立，除“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外，“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要想转入社会主义，“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加强工农联盟，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并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应当有所转变：要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要加强党内教育，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记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