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 4月9日

※1943年4月9日  代表中央书记处先后分两批向两万多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所属机关工作人员作《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报告(亦称宽大政策报告)，动员审干和反特务斗争。指出：国民党和敌伪特务机关都很庞大的计划，要把特务打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机关内部，进行暗害破坏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为此，他们花费很多经费训练和培植了一批青年男女混入边区。这批青年，其中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本来想做一番事业，“是被迫误入歧途的”，真正甘心情愿替敌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分子做特务破坏活动的是极少数。宣布：中央决定给予一时被迫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号召他们出来忠诚坦白、悔过自新；为着照顾到其家庭和个人安全，中央决定采取秘密方法，即可以秘密地向本机关的主管人和党的负责人，或者直接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直属党委组织部，或者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去报告。并代表中央负责担保，对于忠诚坦白的人，不治特务之罪。

※1945年4月9日  收到胡乔木送交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修正稿)和致任弼时的便函。信中说：“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讲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谈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当日，将毛泽东、任弼时、洛甫修改过的四月九日稿批示印八百份，供出席“七大”的代表和高级干部讨论。

※1946年4月9日  将五日周恩来电告的西北民主人士被选举为国大代表的情况电告周子健：(一)由我大后方提出者有杨明轩、茹欲立、成相如、杨子廉为正式代表。(二)民盟提出者有杜斌丞、郭则忱、杨子恒、韩兆觉为正式代表，郭伯齐、吴鸿赛、仇良明、严信民为候补代表。

※1947年4月9日  中共中央将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决策，通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及各野战军首长：蒋介石企图以召开伪国大，攻打延安，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 出西北以挽救其垂死统治。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同时通告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赴华北工作。

△向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中共中央决定，并进行政治动员。指出：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现在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我们就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来回和敌人转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我们要提高胜利信心，增强战斗意志，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发挥党员的作用；完成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光荣任务。

△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正太战役，五月四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