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日弼时 | 5月12日

发布时间:2025-05-12 01:23:22 浏览次数:135

1927年5月12日

1927年5月1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陈独秀报告他与汪精卫会谈的情况。汪指责:共产党不应单方面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不应在湖南提出“打倒土豪”、“打倒劣绅”的口号;国民政府不准备发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并提出由共产党领导劳工和农民运动使国民党不安。在讨论中陈独秀认为:除非我们对农民和劳工运动有“明确的纲领”,不然国共关系还会发生“严重事件”。会议经过讨论后,陈独秀归纳: 既然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感到不高兴,而且会使他感到陷入困境”,我们“有必要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一个正确的基础,使国民党相信我们不是给国民党设置障碍,而是为他们提供方便”;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不应没收小地主、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应 邀请各组织的国民党领导人参加工人农民的上下层组织,参加工作和运动”,共同领导,共同决定政策;在劳工运动方面,由国民政  府召开雇员和雇主的联席会议,商会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共同参加,“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等,企图以向汪精卫妥协、让步来维持国共关系。任弼时在会上没有发言。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大”召开。贺电指出:“消灭蒋介石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是建立工农革命民主独裁制、达到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勇敢的发展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职任”,强调“在武汉政府所属省域以内组织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积极发展军事和农村工作,是你们极重大的任务”。

△ 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贺中国共青团“四大”召开,表示“将尽所有的力量给你们以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帮助”,深信“大会一定能够解决摆在中国青年团目前的最主要的策略上和政治上的任务”。


1942年5月12日

1942年5月12日 和毛泽东、王稼祥会见十一日到达延安的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陈 平)。



1946年5月12日

1946年5月12日 收阅周恩来自南京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代表团设立办事处和在京沪两地办报,“急需大批款项(约五万万)始能计划”,重庆、香港、西安“也急需汇款”,而“苏北现款一时又无法取得”,请中央令北平即汇二三万万元现款到南京。十四日,复电周恩来,询问:南京局本身(包括办事处及京沪报纸)、重庆办事处及各地用费每月经常预算共约多少?华中分局四月底交刘晓转少文的六万万法币究竟收到多少?并告:从五月起,已令华中分局“每月送你处一万万元”;北平拨款事“已电祖烈查明存数后再拨”。

△ 毛泽东致函刘少奇、任弼时:“五师需款甚多,我意指定华 中、山东、晋冀鲁豫、冀察晋四处每处再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即三万万元,共十二万万元。”并嘱与在延安的薄一波、邓子恢、黎玉一 商。



1947年5月12日

1947年5月12日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贺龙、李井泉并告陈赓、谢富治、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电:(一)敌五十五旅向绥德推进已不可能。独立五旅到绥德后即隐蔽休息三五天,然后配合警备区部队打敌十一旅,相机收复波罗、响水、横山,在有利条件下  消灭敌二十八旅一部,逼退该敌。(二)陈谢纵队停攻安运后, 即派出有力兵团负责肃清乡、吉、蒲、大之敌开辟至陕北之道路。独立五旅暂时在警备区行动一时期,约一个月后再返吕梁,并请贺、李令独立五旅按上述部署行动。

△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军区负责人电:中央急需恢复和加强与各地联络,除自带几个小电台与少数地区联络外,现已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联络方法如下:(一)叶、杨后委台,联络中央、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前后方、 晋冀鲁豫前后方、东北前后方、华东前后方、冀热辽分局、中原局等十四家(朱刘及晋绥台仍与中央台直接联络),除为中央情报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二局、三局中后机作直接之业务联络外,主要的为中央与各地转报。(二)中央与分局以下及东满、西满、南满等暂停联络,如有电时可经所属中央局转达。(三)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应经常保持与朱、刘与中央后委电台联络。(四)批定等级要严格,注意紧缩电文;注意分清使用密本; 收发译电力求细心正确。(五)电台机要技术上的规定由三局中后 机分别规定通知。以上规定,自五月十七日开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