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美德：历史映照的精神坐标

——从《家风尚勤俭》探微任弼时“骆驼精神”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赓续与时代弘扬

吴雄文  蓝  悦  李姝慧

 

摘  要：文章以任弼时少年作文《家风尚勤俭》为切入点，聚焦于任弼时对中华优秀传统勤俭美德的传承与弘扬这一主题展开探究。溯源任弼时勤俭美德的培养形成，研究湖湘文化、家风、革命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其的影响作用。从思想、精神、实践、制度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探究任弼时如何把勤俭同个人品德修养、国家建设、革命事业深度融合，进而实现从传统价值理念向革命实践的跨越。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弘扬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对思想信念、担当勤勉、为民服务以及严守廉洁自律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当代社会传承传统美德、推进廉政建设等方面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实践经验。

关键词：任弼时；勤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骆驼精神

 

勤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尚书》中早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记载，古往今来，勤俭节约一直是劳动人民所奉行和涵养的一种朴实无华的社会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追求，更是留下“勤则百弊皆除，懒则万事皆休”“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等历史警思，已深深地镌刻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中。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自小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11岁便写下了《家风尚勤俭》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若饱食终日无可用心，则亦难矣”“不勤奋则寡入，不俭则妄费”。任弼时把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由此，一种源于家、献于国的勤俭品格，贯穿了他革命人生的始终。

一、溯源追踪：勤俭文化铸入灵魂融入血脉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任弼时勤俭品格的形成，得益于湖湘文化的熏陶、优良家风的传承、特定时代背景的磨砺以及坚定信仰追求的支撑，这一品格也成为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一）湖湘文化与家风滋养，是任弼时勤俭品格的厚重底蕴。

湖湘文化中，从屈原的“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首倡“廉洁”概念，到周敦颐主张“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再到王夫之“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等，形成了“清廉一脉”。任弼时身处湖湘文化环境中，自幼便受廉洁奉公思想熏陶，将不贪图私利、保持清正廉洁内化为价值观，为其勤俭品质奠定思想基础。

任弼时出生于汨罗江畔，耳濡目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济世思想，少年时期便立下“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的报国之志。加之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任弼时将个人的勤俭行为和品质与国家、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因此，他在生活中处处节俭，以务实态度对待每一项事务，力求通过实践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任弼时从小养成的勤俭品质亦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任裕道是乡村教师，家中世代秉持“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风。自幼受父亲严格教导，3岁起开始练习写字画画，抄书和背诵古诗文，如《前出师表》《送董绍南序》《木兰辞》等。为培养任弼时的学习兴趣，陶冶思想情操，闲暇之余，父亲还会给任弼时讲屈原爱国投江、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阳楼记》先忧后乐的故事。母亲朱宜勤劳贤惠，节俭能干，仅凭家庭一些微薄的收入和30担族田的收获，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把5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父母的言传身教如同无声的教诲，在任弼时心中种下了勤俭的种子，伴随他成长，渐渐勤俭成为他自然而然的生活选择，融入到日常生活点滴中，成为他性格和行为的一部分。

（二）时代风云与斗争淬炼，是任弼时勤俭品格的锻造环境。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里，任弼时的勤俭品质得到进一步锤炼。旧中国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交织，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民族存亡悬于一线。任弼时曾痛言：“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尔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此时的时代背景犹如烈火，燃起了任弼时改变国家命运的决心，他在思考“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地之不能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他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内化于心，外化为做人做事基本准则。

在革命斗争岁月里，任弼时多次面临生死考验，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踩杠子”“夹棍”“电刑”等各种酷刑折磨，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革命信仰，始终没有吐露机密，他对同案被捕的周朴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正是这些血与火的洗礼，让他的革命信仰愈发坚不可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一方面，他深知革命事业艰难，资源珍贵，所以自觉地克制个人物质欲望，节省资源用于革命斗争、帮助群众改善生活等，勤俭也成为其践行信仰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勤俭美德又有力地支撑着他的革命信仰。在艰苦的环境中，正是凭借着这种勤俭的品质，他能够抵御外界各种物质诱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昂的革命斗志，迎难而上、不屈不挠。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陷入粮荒。面对警卫员李少清的焦虑，任弼时敏锐地发现皮带还可以吃，提议“煮牛肉”充饥。他亲自将皮带割成八块，烧去焦皮后与战士们分食，还风趣地称“这东西很有味道”。随后，他要求全军节约食用，计划利用剩余皮带维持十日路程，并在自己的第二条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环境的动荡和物资的紧张让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为革命事业的胜利默默奉献。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中，任弼时的勤俭品质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

（三）信仰培植与使命担当，是任弼时勤俭品格的内生驱力。

任弼时的勤俭特质既源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更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动精神，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信仰与革命使命深度交融的外化表现。他早年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先忧后乐”精神浸润，青年时期即确立“建立大福家世界”的理想，这种信仰之火在革命淬炼中升华为对党的绝对忠诚。

1921年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科学理论的滋养下，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造旧中国、拯救劳苦大众的强大力量。特别是在列宁逝世时，他作为守灵学生代表，聆听了诸多教诲，深受触动，进而立下了“把一生献于革命事业”的庄严誓言，由此完成了从朴素爱国情怀向共产主义信仰的重要转变，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途中，他与战士同食野菜、共穿草鞋，用一条缴获的毯子御寒十余年；进京后，坚持穿补丁衣、吃两菜一汤，拒绝更换破旧家具，以“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为由，将节约理念贯穿生活点滴。他常说“我们吃了人民的小米，就要为人民做事”，倡导“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个人主义”。正如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研究朝鲜战局，用生命诠释了“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革命誓言。这种由信仰培植的勤俭基因，最终凝结成“党和人民的骆驼”永恒形象。

二、身教言传：勤俭风范见于平常落到细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坚决反对奢靡享乐之风，大力弘扬勤俭节约之风，让勤俭精神广为弘扬，勤俭意识深入人心，勤俭行为化为自觉，真正使崇尚勤俭成为社会风尚。”任弼时的勤俭风范，贯穿于思想、精神、实践与制度等维度中，并透过日常的言行得以体现和传承。

（一）勤俭美德来自思想维度的道德自觉

任弼时勤劳与节俭的思想品格，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土壤，又在革命中升华为共产党人的道德自觉，展现出传统伦理与党性修养的高度统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他对于勤的思考，从小时候的作文《民生在勤》中就可洞见，“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1947年，他连续30余天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带病工作，每天与周恩来共同研究机要工作，甚至亲自参与手工作业。他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急需办，我能躺得住嘛！”勤勉对任弼时而言不是一时兴起的奋发，而是见于平常的自律坚守。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中国传统文化中，“俭以养德”一直是备受推崇的理念，蕴含着对物质资源珍视以及通过克制物欲来涵养品德的价值内涵。任弼时的勤俭思想正是对这一内涵的深刻领悟与自觉践行。他的“三怕”作风背后体现的是他对个人品德修养与节俭生活紧密关联的深刻认知。节俭并非单纯的物质节省，更是一种内在道德自律的外在体现。在1949年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在全国获得胜利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积累一分力量”，这不仅仅是号召大家在物质层面做到勤俭节约，更挖掘出了勤俭在更高层面的价值——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从传统价值角度而言，《尚书》所倡导的“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强调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经营家庭，勤劳与节俭都是不可或缺的品德。任弼时将这种原本应用于宏观政治与微观家庭的伦理观念，融入到革命事业中，把个人节俭的行为与国家建设的宏大目标相统一。他以实际行动践行“家国同构”思维，实现了从个人品德修养到对国家担当责任的跨越。

（二）勤俭美德来自精神维度的价值坚守

勤俭在精神层面价值内涵，体现为一种在面对艰难困苦时朴素节俭、辛勤工作、追求目标的坚强意志。任弼时所展现出的“骆驼精神”，正是勤俭精神价值的生动写照与高度凝练。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经世间罕见的坎坷和磨难，诸如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野草充饥等，任弼时无一例外而且是身先士卒地经历过。长征途中，任弼时即便抱病在身，却始终坚持步行，坚决拒绝使用担架，把有限的物资资源留给更需要的同志。转战陕北之时，任弼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钱钱饭”。任弼时曾说：“党员干部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这种与战士同甘共苦的做法，不仅展现了他平等、质朴的革命情怀，更体现了他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传统励志精神的传承。

由于两次被捕遭受的酷刑让任弼时的身体受到了极大创伤，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七大会议期间常常感到疲劳、头晕，血压甚至一度高达220水银汞柱。出于任弼时的身体情况考虑，党中央作出了让他休息的决定。但是，1950年6月26日，任弼时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这同时也是一封“请战书”。信中，他用300余字详尽陈述了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请求工作的期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第二天，即6月27日，毛泽东给予了如下回复：“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任弼时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都依靠自身的坚韧和对原则的坚守去实现目标，让勤俭的精神价值成为推动革命前行的内在动力。

（三）勤俭美德来自实践维度的行为范式

勤俭在实践层面的价值内涵，要求主体把勤劳节俭的认知自觉地转化为日常行为，从而做到知行合一。任弼时的“三不”原则——不搞特殊化、不浪费公物、不增加组织负担，诠释了这一内涵。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头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头开荒生产，纺纱织布。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带领机关干部在驻地附近开垦大片荒地，种上了粮食蔬菜。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带头纺纱织布，以“村妇盘腿而坐”的姿态认真学习纺线。在1943年的杨家岭军民纺线比赛中，任弼时纺的纱，被评为第一名。他倡导勤劳节俭，努力实现物资自给自足的做法，正体现了《颜氏家训》中“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所倡导的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实践哲学。

任弼时曾手把手教通讯员糊信封，并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这么大，人员这么多，如果不注意节约，浪费起来是很大的。就拿这个信封来说吧，一般人只用一次，我们不讲形式，不求好看，正面用了，背面再用还把它翻转来再用两次，一个信封就顶四个用，你说节约的潜力大不大？我们省委机关这样用了，就可以给下面做出一个好样子。”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他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传统勤俭持家之道的坚守，让小物品持续发挥大作用，把节约贯穿到日常生活细微之处，让勤俭的实践价值得以实实在在地展现。

（四）勤俭美德来自制度维度的规范建构

勤俭节约作为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伦理根基，既是个人修身的内在要求，亦是社会治理的永恒命题。勤俭在制度维度的价值内涵，注重将勤俭伦理转化为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并重，进而实现正己律人的可持续目标。

任弼时一生恪守“凡事不能超越制度”铁律，将组织纪律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建国前，中央首长都是过供给制生活，其物资一律都是由后勤部门按标准配给。任弼时经常向警卫员或陈琮英询问是否按制度办事，每当生活菜金标准稍有变化时，他便要问清原由，生怕搞了特殊。进入北平后他的住房临街，办公室离马路也只有两三米，非常嘈杂。后勤部门为照顾任弼时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后又被拒绝了，“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

任弼时不仅以身作则，更注重将勤劳节俭纳入党的建设。他坚持“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在1947年沙家店战役期间，当发现手枪连私杀战马后，他严肃批评，强调要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一组织纪律。1949年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示全党“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强调要通过制度防止享乐主义滋生。这种从个人修养到组织建设的延伸，使勤劳节俭从道德自律升华为制度规范。

从传统的治国理念来看，《周礼》中“以制度节财用”强调依靠制度来节制财物的使用，进而合理、有序管理资源。任弼时将这一治国理念巧妙地运用到具体革命工作中，通过明确的制度要求，约束个人行为，防止出现因个人私欲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或者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例如，严格检查菜金使用标准，保证饮食方面的经费支出合理合规，避免了不必要的奢侈消费；面对妹妹的请托要求，他断然拒绝为妹夫安排工作，以“共产党人不能做特殊党员”的凛然正气诠释制度刚性；在生活待遇上，他顶着病体拒绝组织修缮住房、更换被褥，强调“修房子花太多钱，国家困难时钱要花在刀刃上”，甚至给电灯开关贴上“人走灯灭”的警示标签，将制度约束细化到一度电、一升油的日常细节。这种“三怕”作风，正是他以制度为尺丈量公私边界的生动体现。不仅维护了传统“矩不正，不可为方”的规则意识，也让每一个人都清楚知晓行为的边界，又使得勤俭的价值内涵能在集体范围内得到有效保障和践行。

任弼时在思想、精神、实践以及制度这四个维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勤俭美德的紧密联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事例和深刻的理念践行，让勤俭的价值内涵在不同层面得以充分彰显，构建起了一个完整且富有生命力的勤俭美德体系，为当代社会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推动廉政建设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

三、传承弘扬：勤俭美德映照历史辉耀千秋

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将“骆驼精神”诠释为“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不辞重负、忘我工作；一心为民、服务群众；实事求是、善作善成”。

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任弼时“骆驼精神”中的“勤俭”思想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厉行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和奢靡之风等内涵，存在着深刻且紧密的契合性，对新时代锤炼干部党性，推进作风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秉持“骆驼精神”，筑牢以勤俭为底蕴的思想信念之基

“骆驼精神”中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特质，与勤俭品质紧密相连。任弼时毕生恪守对党忠诚的誓言，以筚路蓝缕的创业实践诠释共产主义信仰，将“锱铢必较”的节俭智慧与“功在不舍”的持久奋斗熔铸为革命实践的一言一行。因此，他在思想上将勤俭作为一种基本准则，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坚决抵制奢靡浪费。比如，他总是穿着朴素，勤奋工作，却从未有过怨言，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艰苦朴素作风的坚守。他以勤俭为支撑，让自己的信念更加纯粹和坚定，一心向着革命事业前进。反观当下社会，却存在着一些与之相悖的不良风气。部分人在物欲洪流中迷失自我，追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不吃公款吃老板、不吃本级吃下级，还有的大摆宴席，盲目攀比，追求名牌奢侈品，伸手去要、主动索取，使其精神世界变得空虚浮躁，忘却了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丢失了对生活本真的追求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我们传承弘扬“骆驼精神”，就要以“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传统智慧为根基，将“俭以养德”的修身古训转化为“缝补丁衣、食粗茶饭”的行为自觉；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历史箴言为镜鉴，将克勤克俭的治家哲学升华为“三怕”作风；以“自奉必须俭约”的伦理规范为遵循，将“勤俭持家”的千年古训熔铸成“不搞特殊、不占公利”的精神基因。在传统文脉与红色血脉的交织中，让勤俭美德从文化基因升维为党性修养，使“骆驼精神”成为新时代赓续中华勤俭文明的精神火炬。

（二）践行“骆驼精神”，担当以勤俭为底色的勤勉工作之责

任弼时的“骆驼精神”体现为不辞重负、忘我工作，而勤俭正是他工作中的鲜明底色。他为了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始终秉持勤俭原则，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资源。无论是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相对稳定的建设时期，他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每一份资源的最大价值。比如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他总是考虑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为国家和人民节省资源。他常说“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不搞特殊化，不铺张浪费。传承“骆驼精神”，就要以“怕工作少”的担当，把办公室的灯光熬成万家灯火，将民生清单攥成攻坚图卷，让有限时光在解民忧中无限延长；传承骆驼精神，就要以“怕麻烦人”的自觉，把吉普车的里程留给群众急事，将补丁衣的针线缝进勤俭底色，让公仆身影在田间地头扎根生长；传承骆驼精神，就要以“怕多用钱”的坚守，把电费单的数字压成民生增量，将旧毛毯的温暖织入百姓梦乡，让每寸资源在惠民生中绽放光芒。

（三）弘扬“骆驼精神”，涵养以勤俭为内涵的为民服务之风

“骆驼精神”所蕴含的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精神，与勤俭的内涵相辅相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持家之宝、兴邦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本色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团结带领群众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法宝。任弼时始终心系人民，深知人民的生活不易，所以他在生活中厉行节约，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转战陕北期间，与农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待遇，还积极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他认为，党员干部只有自己做到勤俭，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传承“骆驼精神”，就要以任弼时同志为作风明镜，用勤俭标尺筑牢宗旨堤坝，将赤子之心锻造成服务群众的千钧重锤；以民生需求为行动指南，用实干汗水浇灌幸福沃土，让有限资源迸发出造福百姓的磅礴能量；以人民笑脸为奋斗勋章，用公仆本色书写时代答卷，使党的温暖化作万家灯火里的灿烂星光。

（四）传承“骆驼精神”，严守以勤俭为要求的廉洁自律之线

“骆驼精神”的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离不开廉洁自律，而勤俭正是廉洁自律的重要体现。任弼时一生秉持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原则，以勤俭为要求，严格约束自己和身边人。不允许家人有任何特殊化的行为，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生活用品也都是按制度领用。党员只有做到勤俭廉洁，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他常教育身边人要珍惜资源，不浪费、不攀比。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廉洁价值、廉洁规范、廉洁风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的价值理念，蕴含从政理念、道德操守、家风家教、社会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我们传承弘扬“骆驼精神”，就是要秉持俭朴本色，拧紧廉洁自律的“总开关”，以清正廉洁书写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答卷；就是要坚守纪律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时刻把纪律挺在前面，严守底线、不碰红线；就是要怀揣担当精神，主动把责任想在心头、扛在肩头，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为民服务的道路上永不停歇，用担当实干为党和人民事业添砖加瓦。

 

作者：吴雄文，任弼时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蓝悦，任弼时纪念馆宣教部干部;李姝慧，任弼时纪念馆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