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弼时曾到过山东的回忆真实性辨析.
关于任弼时曾到过山东的回忆真实性辨析.
据山东早期女共产党员黄秀珍（王辩，山东济南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组织者之一王翔千的女儿）回忆，任弼时在1925年之前曾到过山东指导山东党的工作；另据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张文秋（毛泽东亲家）回忆，任弼时在1929年4月巡视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不少资料、著作都采用了这两份回忆的说法，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都未记载任弼时到过山东的史实。因此，考证这两份回忆史料内容的真实性便十分必要。倘若为真，便可以补充任弼时的生平活动历史，倘若失真，也可以避免进一步以讹传讹。
一、有关任弼时1925年前后到过山东的回忆和记载
1963年，中共山东省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编辑室，根据黄秀珍写的几个材料和访问她的笔录综合整理而成了一篇文章《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这篇文章写道：1921年下半年，山东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地委的组织。“自山东党组织建立以来，党中央是十分关心的。在一九二五年前，曾先后派任弼时、邓中夏、王菏波、赵世炎、李执芬等同志来指导过山东工作;关向应同志是在一九二五年到山东来作团的工作，这便保证了党在初期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巩固。”
之后，有些资料、著作皆采用了黄秀珍的说法，只不过在任弼时到山东的具体时间表述上，与黄秀珍的回忆略有差异。这些资料、著作记载任弼时是在1925年前后到过山东，最晚不过1927年5月。
济南市房产管理局编志办公室在1985年编写的《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第三辑）写道：济南东流水街111号房屋（原为105号）的前院东楼（二层旧式楼房），是中共山东早期省委机关秘书处所在地。1924年11月，在济南成立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省委机关秘书处从这时起就设置在这里，直到一九二七年。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山东省委就是在这座小小的二层楼上勇敢地指导着山东各地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前后，中共先后派任弼时、邓中夏、关向应等同志来山东视察工作，均曾在此楼住过。”
1924年山东省委机关秘书处旧址
2013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写的《全国重要革命遗迹通览》（第2册）沿用了任弼时在1925年前后亲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秘书处视察工作的说法：“1921年，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尽美和邓恩铭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山东后不久，即选择这座小楼作为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1925年至1927年初，中共山东省领导机关在这里秘密办公。……1925年前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邓中夏、关向应等来山东视察工作时，也曾在这里居住并会见山东党的领导人。1927年5月，山东省领导机关遭破坏后，办公地点迁往别处。”
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机关旧址（摄于20世纪70年代）
这些资料、著作明确记载任弼时在中共山东早期省委机关秘书处居住过，这一点应该是依据黄秀珍的说法而作的推断。
二、任弼时不可能在1925年前后到过山东
首先，任弼时不可能在1921年下半年至1924年7月之间前往山东，因为当时的他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4年8月才回到上海。
其次，从时间、党内政治地位、实际工作经验等三方面来看，任弼时不可能在1924年8月至1925年年底前往山东指导山东党的工作。
任弼时等具有留苏背景的党员回到上海后受到党中央的重用。9月，团中央局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部工作，后又将其聘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编辑部的编辑，同月，任弼时又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派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基础俄语。10月，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1924年冬，任弼时又按照团中央局的会议决定，参加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的工作，即使父亲去世也没有回乡奔丧。担负如此多的工作，任弼时回国后可以说是异常忙碌的，从时间上讲，在1925年之前前往山东的可能性较小。
任弼时不可能在1924年8月回到上海后，1925年年底之前前往山东指导、视察山东党的工作的根本原因是，这个时间段内的任弼时还不具备指导山东的党的工作的必要条件。一是任弼时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不高。回国后参加团的地方工作和在上海大学教书。从其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来看，还不具备指导山东党的工作的条件。二是任弼时虽留苏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还是缺乏的。1925年2月，刚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党中央的意见）的他在《致旅莫诸同志》的公开信中提醒同学们：“普通缺点尚感实际经验的缺乏，往往理论不能适用于实际生活，这也就是因为过去没有注意实际问题的结果。”同一时间，在《致罗亦农、王一飞》的私信中，告诫快要回国的罗亦农、王一飞“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同学与好友要多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多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派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任弼时去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在《致罗亦农、王一飞》的私信中，任弼时在谈到回国半年来的工作情况时也没有谈到前往山东一事。
但黄秀珍又为什么说任弼时在1925年之前到过山东指导山东党的工作呢？
黄秀珍1925年调到上海团市委，仍做妇女工作，同年11月前往中山大学学习。而任弼时1925年1月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主任，5月开始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正式任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从时间和二人的活动轨迹来看，黄秀珍在1925年即使谈不上和任弼时相识，对任弼时也应该颇为熟悉。据《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载，1925年之前，受中央委派前往山东工作过的有邓中夏（1921年9月）、王荷波（1921年9月、1923年4月）、陈为人（1922年7月）、吴容沧（1922年11月）、尹宽（1924年9月）等5人。而黄秀珍女士的回忆材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间隔如此之久，加之所熟悉的不同历史人物的事迹交错，因而黄秀珍女士的回忆应该是出现了偏差，错误地建构了部分史实。
《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第三辑）和《全国重要革命遗迹通览》（第2册）所载的两条史料的编者（作者）可能认为任弼时在1925年之前前往山东指导山东党的工作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在具体的时间上采用了略有差异的表述——1925年前后。那么，任弼时是否在1925年1月至1927年5月这段时间来到山东呢？答案是同样不可能。
任弼时不可能在1925年1月至1927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机关被破坏）这段时间前往山东指导、视察山东党的工作。因为在此时间段内，任弼时还是没有足够高的党内政治地位，也没有在党的工作上面积累充分的实际经验，无法满足去指导、视察山东党的工作的必要条件。
1925年10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四届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鉴于以往“有许多地方,……中央的指导太少”的情况，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这里便可以看出，党中央派出的特派员必须要有指导区及地方党的全部工作的能力。但任弼时直到1927年才在4月底5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内才有了一席之地，这时才具备了指导地方党务工作的政治条件。从1925年1月—1927年5月，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主任、总书记职务，主要负责共青团的工作，积累的主要是团务工作经验。倘若在此期间（从1925年1月—1927年5月）前往山东全面指导山东党的工作，也不合常理。
三、有关任弼时1929年4月到过山东的记载和回忆
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其中在刘谦初的传记中，作者王家鼎、邵华写道：“一九二九年四月底，党中央巡视员任弼时化名‘秋’，来到济南巡视工作。刘谦初等省委负责人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五月初，省委在任弼时指导下，在济南千佛山下一处僻静的小学校里，召开了有济南和外县党组织代表二十余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刘谦初主持会议，……任弼时为会议作了总结发言。”在“作者附记”中，二人写道：“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访问了张文秋……于道泉等同志；查阅了……等报刊。”而张文秋（陈孟君）是刘谦初的夫人，1929年4月—7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女部部长。此处有关任弼时的记载应是根据张文秋的回忆整理而成。因为，1993年出版的《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对这些内容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刘谦初
张文秋在回忆中详细地叙述了任弼时巡视山东的历史。她回忆道：在山东省委工作时识别出化名为王仲秋的中央巡视员就是任弼时。
“我和谦初在济南城内开展了巡视工作，恢复了党各部门的组织，并在各部门成立了妇女协会和工会。1929年4月初，有一位中央巡视员来到山东，检查指导山东省委的工作。谦初把他带到家里，让我接待。
我见到这位巡视员，就觉得十分面熟，再听听他的湖南话，更像是我在上海中央招待所见过的任弼时同志。但是，谦初却叫他王仲秋，在别人面前却称他为王进功同志。
我忍不住悄悄问谦初：‘这个巡视员，是不是任弼时同志？’
谦初笑着点点头，又很严肃地说：‘是的，他就是任弼时同志，现化名王进功，你就叫他王进功同志吧。真名不要对人讲！’”
接着，张文秋又提及：任弼时和刘谦初密谈，任弼时指导召开山东省委代表扩大会，以及其和刘谦初为任弼时临别饯行三事。
有许多资料、著作都采用了张文秋的说法，认为任弼时1929年到过山东巡视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此处不再一一例举。
四、任弼时不可能在1929年4月到过山东
为什么说任弼时不可能在1929年4月巡视山东呢？
第一，遍查陈琮英的回忆文章，皆没有提及任弼时在1929年4月巡视山东一事。陈琮英和任弼时二人是娃娃亲，感情深厚。1926年3月，任弼时委托好友王一飞将陈琮英从湖南长沙带到上海，二人于4月完婚。此后，陈琮英便担负起了掩护、照顾、协助任弼时的工作，基本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任弼时1950年逝世后，陈琮英曾几度撰写纪念文章回忆他的过往岁月，如1950年的《痛悼弼时》、1960年的《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回忆任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前后》、1980年的《和弼时同志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岁月》、1981年的《铭刻在心头的记忆（任弼时同志）》、1984年的讲话《难以忘怀的记忆》。在这些回忆文章和讲话中，陈琮英皆提及任弼时两次入狱之事（任弼时1928年10月在安徽入狱，年底出狱。1929年11月在上海被捕，12月出狱），但都没有提到任弼时在第一次出狱之后去过山东之事。在回忆文章《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回忆任弼时同志两次被捕前后》中，陈琮英回忆道：任弼时第一次被捕后，经党组织的营救，“一出来就到上海去了”。在回忆文章《和弼时同志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岁月》里，陈琮英直言：“从1926年一直到1929年，我和弼时同志都在上海。那时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弼时同志的处境非常艰险，我们要经常搬家。”“在这期间，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坐牢。”倘若任弼时在1929年4月真的独自前往山东巡视的话，留下陈琮英一人在上海，陈琮英又怎么可能轻易忘记这段历史？
第二，任弼时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任弼时1928年3月调至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4月至9月初，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开期间，与李维汉、罗登贤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留守)日常工作。7月，当选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任弼时等留守同志帮助“六大”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工作。9月19—28日，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省巡视党的工作。10月，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遭受酷刑，这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在安徽省安庆的牢房里，敌人对他残酷地吊打、压杠子、顶砖头，折磨得他几次昏迷过去”，等他和陈琮英在上海会面的时候，“身体坏透了”，“狱中生活，特别是几次残酷的拷打，使弼时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任弼时1928年年底回到上海后，“党和同志们都要他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坚决不肯，并想要弥补因在狱中没能够做的工作和学习”。192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并直接领导浦东一带的农民斗争”。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共中央将任弼时从中共中央调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也在上海），此决定是充分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才作出的，以不使他负担太多的工作。既然要照顾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又怎会派任弼时去远隔近千里之外的山东巡视呢？
第三，任弼时不具备作为中央巡视员的必要条件。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通告指出巡视的目的是：“为使上级党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能正确的被下级党部（直至支部）接受和执行，为直接帮助下级党部确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为彻底的改造党的组织。”而任弼时1928年9月巡视安徽，10月被捕，年底出狱。1929年1月31日，被派至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久不参加党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时在第一次入狱期间对许多实际情况都缺乏了解，所以，陈琮英回忆第一出狱后的任弼时曾努力补“功课”：“你一天都不休息,到处找文件看,找材料看,要加速度地补看你在牢里那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即使先不谈身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任弼时，去指导与中共江苏省委同级的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是否合理，在长期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和未能及时掌握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的状况下，任弼时又怎会被委派到山东指导中共山东省委，按照中央精神制定“正确的政治、组织、工作的路线和一切工作的方法”？
至于张文秋为什么说任弼时在1929年4月巡视山东，应当也是出现了记忆偏差。张文秋曾在1928年12月前往上海找到党中央接头，1929年1月到中共江苏省委报到，被分配至沪西区任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3月被派遣至山东。张文秋回忆说前往山东前在上海的招待所见过任弼时，任弼时在1928年底出狱后便回到了上海，两人见面是有很大可能的。在张文秋任沪西区区委宣传委员时，任弼时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张文秋也理应听闻过自己的上级任弼时。但时隔50多年后，再回忆过去的历史，加之所熟悉的不同历史人物的事迹交错，因而张文秋的回忆应该也是出现了偏差，误认为1929年4月巡视山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为任弼时。（此巡视员为何人尚需考证。）
第一作者简介
姓名：任相原
工作单位：任弼时纪念馆
职务职称：研究室职员
电话：13353895710
邮编：414416
通讯地址：湖南省汨罗市弼时镇任弼时纪念馆
第二作者简介
姓名：周华侨
工作单位：乐昌市城关中学
职务职称：高中历史教师
电话：13169108518
邮编：512200
通讯地址：广东韶关乐昌城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