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红六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主要条件分析
红二、红六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主要条件分析
摘要：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是长征史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红军长征史上的第一次胜利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奠定了恢复湘鄂川黔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及形成主力红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基础。而两军团之所以能够胜利会师，主要是由共同的奋斗目标、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等多重条件综合促成的。
关键词：红二军团；红六军团；黔东；会师；红色基因
前言
1934年10月，红三军各部与红六军团各部分别在贵州沿河县水田坝、铅厂坝，印江县木黄，松桃县石梁等地局部性地会师，最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今属重庆）完成两军整体大会师。两军团的胜利会师对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恢复、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及主力红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形成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会师的具体过程，以及会师的意义，前人之述可谓备矣，然却未见有研究者分析两军得以胜利会师的条件。通过梳理、分析相关史料，可知这次胜利会师不只是红六军团贯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指示而达成的结果，而是在许多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因此，历史地、深入地分析促成这次胜利会师的主要条件，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哪些条件在促成两军胜利会师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这次会师积淀的红色基因，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掘历史底蕴。
一、两军团抱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会师
共同的奋斗目标——会师是两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与红三军会师是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标之一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湖南中部地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的目的。8月7日，任弼时等率部开始西征，9月20日12时，进入贵州黎平地区。进入贵州后，红六军团的目标更加明确，“就是要与贺老总会合”。下午1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紧急电示红六军团：告知其红二军团可能已经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令其向红三军（红二军团）活动地区印江、松桃南面地带靠拢，“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3日，任弼时率部撤离黄平，计划经猴场抢渡乌江，摆脱追敌，设法与红三军联系。14时，接中革军委来电：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二军团已占印江”，令红六军团速向东北区域的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4日3时、12时半，任弼时等在瓮安县猴场连续接到电令：不渡乌江，与“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迅速向江口前进。5日，红六军团从猴场调头向东北方向的江口前进。
7日，红六军团在甘溪严重受挫，与红三军会师的需要更加强烈，因为其到了面临“生存问题”的关头。21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印江缠溪；22日3时，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主力：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十七师之一部，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两军会合后，“立告军委，以便受领指示”。并要红三军报告其部队情况及行动。
（二）红三军积极接应西征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在靠近湘黔交界附近地区时，敌人已经察觉其与红三军会合的意图。1934年10月3日、4日，《西南日报》载，“赤匪肖克、李宗保志在走黔与贺匪会合”。10月上旬，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络的贺龙、关向应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红六军团有与红三军会合的倾向，经分析后决定：兵分二路，“以游击方式主动出迎”，去“‘撞’六军团”，夏曦则留在根据地主持工作。红三军之所以同样迫切要求与红六军团会合，则是“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
在10月7日的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一部人员400余人突围，转战九昼夜寻找红三军，15日终于在沿河县的水田坝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路红三军军部和七师会师。另一路红三军九师在铅厂坝与李达余部会师。在得知红六军团的艰难处境后，尽管孤军深入白区，可能会导致敌人趁虚而入摧毁刚建立起来的黔东苏区和在白区遭遇强敌，贺、关二人还是当机立断：“不惜一切也要把六军团接应回来”。16日，红三军仍兵分两路唱着歌曲《冲上前去保弟兄》急速南下向六军团与敌交战方向搜寻。23日，红三军第九师与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一部在江口县的木根坡会师。24日，红三军军部和第七师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县木黄镇会师。随后贺龙令南腰界司令部集结红三军余部迎接兄弟部队。24日晚，红三军第九师和红六军团第五十团之一部赶到松桃县石梁，与先期到达的夏曦（红三军最高负责人）、贺龙、关向应、任弼时等会合。两军团在石梁宿营一晚，26日到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与红三军余部会合。两军团的会师使得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1934年11月3日的《新蜀报》社论称其为“极其可惊而又深切值得注意的事件”。
二、两军团富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两军团皆富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是两军团得以胜利会师的另一必要条件。
（一）两军团富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红二军团在会师前“因为与中央交通困难，二年多曾得不到中央的指示”，“这确实是一件很痛苦困难的事”。在两年多的游击状态下，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不但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正如王震同志所说：湘鄂川黔这块根据地的创建，“不是说二、六军团会合后才创建的”，“那里有贺老总的影响，鄂豫皖的影响，二军团本身的努力”。这些成就与红二军团在困难条件下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会师时，包括贺龙在内，“干部战士的服装七长八短的，腰上拴一根布带，有包帕子的，戴军帽的、有的还留着长长的头发，在武器装备方面有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都有”，“因为这一带的根据地里的老百姓都很贫困、补给成问题”。在困难条件下，红二军团依旧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推动了黔东苏区的成功开辟，为会师提供了立脚点。
在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被敌截成数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之中，形势非常不利。任弼时等率领主力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当时，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仍然凭着坚强的意志，手拄木棍，领导全军行动。红六军团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恶劣的条件，终于经过艰苦转战和红三军顺利会师。
（二）两军团富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关于红三军的英勇无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有详细的记载。例如：1934年10月28日的《济川公报》载，七师师长卢冬生“标〔骠〕悍，每战必猛勇前驱，贺匪依若长城”。11月1日，该报刊登了与接应红六军团的红三军交战的情况：“龙潭二十八日电:……沿途与匪接战多次，自铣(16)日起至马(21)日止，……甫至龙池附近即与匪主力接触，激战数小时，匪顽强抵抗，纯用肉搏，往复冲锋，不下七八次。”虽然该报对红军的报道多有诋毁、失真之处，但从其报道的片段中也不难看出红三军为接应红六军团与敌交战时的英勇无畏。
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同样具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甘溪战斗中，红五十一团一位红军战上高举两枚手榴弹，跳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防守甘溪掩护主力部队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损失很大，仅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后卫五十二团为掩护主力撤退，与敌军浴血厮杀了一昼夜，进行了艰苦白刃战。团长田海清英勇战死。五十二团800余人基本全部牺牲。国民党贵州军部参谋长谢汝霖在10月19日的战况通报中，亦记述了与五十二团的交战情况：“查肖匪删日集全力抢渡乌江被阻，……东西夹击，战一昼夜”，“该匪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伤亡逃散及投河者近千人”。这些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英勇阻敌，为红六军团主力突破敌军围剿与红三军顺利会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甘溪突围后，任弼时率领部队前进到一个山崖口，路窄，天黑，拥挤的队伍出现了混乱。敌人又从后面包抄过来，情况紧急。任弼时立即站在高处指挥部队，直到最后一支队伍通过。警卫员认为太过危险，劝他先走，他却说：“我眼没瞎，耳没聋，不知道危险吗？你想想，现在战士最需要什么？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紧要关头，任弼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气概，因而“干部战士们一个个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些本来心慌的战士，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
红六军团指战员在冲破敌人围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奠定了与红三军会师的基础。
三、两军团首长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
贺龙是红二军团的最高军事首长，任弼时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与最高负责人，二人都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面对革命斗争中的挫折与困境不是灰心丧气，而是信念坚定、积极乐观。正如王震在谈及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时所说：“贺任都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这种对革命事业的乐观主义鼓舞着两军战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斗，推动了两军团的顺利会师。
（一）贺龙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
红三军在长期的游击运动中，之所以没有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三军军事首长贺龙同志具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1933年8月，“烧巴岩会议”后，贺龙率部游击到宣恩时，突然传来夏曦退出鹤峰，最后一块湘鄂边苏区也丧失的消息，引起了众多指战员的不安。但贺龙坚定沉着地对全体指战员讲话说:“全部苏区丧失了，这对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无疑是很痛心的。但是，苏区失了，志不可丧失。我们绝不能因为遭受挫折就惊慌失措，灰心动摇。‘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失去了一个苏区，我们有决心创造个更大的苏区。”贺龙的讲话“驱散了大家心头的阴影，坚定了红军指战员革命到底的信念”。正是在贺龙这种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的鼓舞下，红三军没有失去斗志，而是抖擞精神成功开辟了黔东苏区，继而为两军会师提供了立足点。
（二）任弼时持有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
红六军团西征过程中，在危险、困难、挫折的处境下，任弼时同志始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鼓励部队坚定与红三军会师的信念。有的干部抱怨:“部队天天跑，不知要跑到哪里去！……”任弼时同志听到了，就找其谈话说:“同志！现在是有困难的，要革命嘛，就有困难，这点困难是暂时的，克服了就是胜利。我们很快就要和贺龙部队会师了，我们部队的力量就大了，就要打大胜仗了，就可以少走路了。”这个干部很感动，马上作了检讨。在撤出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主力依然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主力于10月17日再次进入甘溪，拟通过镇远、石阡敌之封锁线，向印江、江口、平贯、马坊坪前进时，被湘敌李觉发现，随即湘敌进行严密封锁并逐渐压迫。为避免与敌纠缠，主力决定趁黑夜急行军，在一老猎人的带领下进入一长30里的夹沟。在进入夹沟之前，任弼时向军直部队作了动员，在说明当前敌情之后说:“我们都是土地革命中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要坚决勇敢地打过去。”鼓励指战员:“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过去就是胜利。用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奋勇前进，冲过了峡谷就是光明！”10月18日，主力进至距石阡70里冷家榜，冲出了黔、桂、湘敌人的重兵包围。至此，红六军团打破了湘、桂、黔敌重兵的围追堵截。24日，与红三军在木黄会师。任弼时这种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对于鼓舞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坚定会师信念，推动两军顺利会师来说起了重要作用。
四、两军团拥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红二、六军团皆是真挚为民的部队，又能够保持严格的纪律作风。两军团因此深受川黔边区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是两军团得以胜利会师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
（一）会师地点黔东苏区的创建离不开群众拥护和支持
红三军在建立黔东苏区前，曾因没有群众的支持而长期过着流动生活。1933年2月，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渡江与夏曦所率卢冬生部红军会于鹤峰。原计划恢复苏区，“但鹤峰、桑植、石门老根据地，没有熟悉情形的老干部，去联系群众”。因此，“苏区不能恢复，只能在湘鄂川黔边境，长期游击，……与很多敌人打了两年”。1934年6月19日，贺龙等率红三军进驻沿河县枫香溪(今属德江县)，贺龙和关向应就“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等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在分局会上通过。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大力开展了创造黔东苏区的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等，红三军因而博得了群众广泛欢迎和拥护。对此，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在报告中有形象的记述：红三军“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促进了黔东苏区的建立，这块苏区为两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贺龙所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二）红六军团依靠群众摆脱敌人围追堵截
据曾参与围剿红六军团的李觉回忆：石阡、镇远地区“军民关系太坏”，“当时黔军军纪之坏，在反动军队中要算最突出……‘军行所至，鸡犬不留’……每到一地，都是人烟绝迹”，给甘溪战斗后追击的湘敌李觉部造成了很大困难：“部队行动大受影响，不得不在石阡、镇远之线暂时停止前进，就地防守，封锁红军，不使向东发展，防止红二、六军团会师。”但红六军团因其严格的纪律作风，深受黔东人民拥护，因而，在甘溪战斗及之后分散开来的各部得以在群众的帮助下突破敌人围剿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被敌人截成数段，但无论是被截断的前卫部队，还是主力部队，或是余部，皆是在当地村民的带路下转移到安全地带的：“红军在甘溪受到广军阻击，分数路转移，大都是向大地方去了。曾经带过路的陈正财、刘光荣、蔡其皆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撤出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分散开来的各部先后与红三军会师也离不开当地群众的帮助。李达率领的一部是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才打听到红三军线索，从而有了方向。而任弼时所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则是10月17日在一老猎人的带领下穿越夹沟，最终突破敌人严密封锁，进而在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的。而老猎人之所以愿意带路的原因是，此前红军在其寨子摘过几只南瓜，仍然算好价钱留下钱财和字条说明情况，对红军颇有好感。六军团主力过夹沟后，掩护主力的五十团与主力失去联系。五十团指导员周则盛回忆，“剩下来的还有几百人，找了一个老百姓带路，（他说知道贺龙在那里）”。五十团政委彭林则回忆说：“找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他经常到印江一带,对这段路很熟悉,后来这位向导也确实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支部队进入印江后，终于在10月23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苗王山会师。
（三）苏区群众支援会师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长期远征急需休整，黔东苏区人民在物资、住宿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红六军团主力24日到达木黄后，据通讯班副班长林文兴回忆：“除了有钱的地主、一些富农，有家产的跑了以外，贫苦农民绝大多数都在家。给我们带路，帮助我们搞粮食，带到地主家里去搞粮食。木黄人民给我们的军队支持、筹粮、帮助我们带路，付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如果没有木黄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帮助，我们部队不一定会那么顺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0月26日下午，两军团的八千多名红军战士全部集结于酉阳县南腰界，驻满了周围二十里内的村村寨寨。苏区人民在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显朝，以及其他干部的动员下为红六军团腾房让铺、筹粮、送菜、送油盐。红六军团会师后在极其疲惫的处境下得以短暂休整，离不开苏区群众的拥护、帮助和奉献。
五、两军团具有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
之所以说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一方面是指会师的目的达到了，会师是顺利的，另一方面则是说这次会师是团结的。实现团结会师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两军首长和战士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两军团互相支持帮助
红二军团对红六军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是掩护、协助其休整。贺龙十分关心两支部队的团结，因此，会师后便“要六军团抓紧吃饭、睡觉、打草鞋”。在木黄时，贺龙与任弼时商谈后，要求“尽一切可能做好接待远道来南腰界的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准备工作”。在前往南腰界的路上，贺龙派人用担架抬着虚弱的任弼时、萧克行军。红二军团指战员热情地为红六军团的战友扛枪、背背包、抬伤病员，还有许多同志送出自己的草鞋、衣服和被子。26日在南腰界，红二军团又抽出一批精壮的骡马送给红六军团，各师、团派人上山割来细软的茅草送给红六军团作铺草，拿出个人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此外还送粮、送肉，承担警戒、勤务，保证战友吃好、休息好。
红六军团对红二军团的支持和帮助主要是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任弼时也非常关心两军的团结问题。为加强与红二军团的团结，将红六军团的大批政工人员（106或116人）调往红二军团，临走前告诫这些干部：“（1）不是去做官和篡位的，要很好向二军团学习，不要骄傲；（2）要以身作则，吃苦作榜样。”“总的精神是想把二军团搞好，团结好，扶持那个部队，把党的工作恢复起来。”此外，任弼时还主导了对夏曦的批判。10月26日下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在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召开两军领导人重要会议，与萧克、王震在会上“积极支持贺、关对夏的斗争，指出其错误”。而在此前的8、9月间的南腰界会议上，夏曦却拒绝接受贺、关二人的批评帮助，会议不欢而散。任弼时等的批判，不仅使夏曦本人认识到错误，此后“分配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而且进一步团结了红二军团全体指战员。
（二）齐心协力会商两军战略方针
两军团会合后，向何处去？这是两军团会师期间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两军团领导人的真诚合作。
1.印江县木黄会商
10月24日上午11时左右，任弼时、萧克、王震与贺龙、关向应，在木黄乡水浒庙（乡公所）堂屋里，开了联系会，互相介绍情况，并研究决定两军团下一步以梵净山为中心开辟根据地。
2.松桃县石梁会商
10月24日晚，任弼时与夏曦、贺龙在石梁会商整顿部队、统一建制、以及两军未来集中行动战略方向等问题。会议决定：加强黔东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巩固发展黔东苏区、建立新根据地，“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松、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改变了原在木黄时商定的计划。
3.酉阳县南腰界会商
10月26日，两军全部集结于南腰界。任弼时、萧克、王震与贺龙、关向应又进行会商，仔细分析研究了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认为：梵净山“作为根据地很好，但活动范围太窄了……冬天积雪，离群众又很远，部队过冬有困难”。直接在松、乾、凤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有被敌人侧击的顾虑。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党的影响比较大，红二军团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人熟地熟，且敌人力量薄弱。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会议最终研究决定两军行动方针为：“（廿八日）向龙潭前进，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用£秀山附近民众根据地，且向凤凰、乾城发展”。
结语
通过梳理、分析相关史料可知，促成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的主要条件有：共同奋斗目标的指引；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发扬；两军团首长乐观主义的鼓舞；苏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的保障。这次胜利会师主要是上述条件共同作用、共同促成的结果。
坚定奋斗目标，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保持斗争的乐观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具备精诚团结的政治品格，是两军团在会师过程中积淀的红色基因；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当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仍需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作者简介
姓名：任相原
工作单位：任弼时纪念馆
职务：助理馆员
职称：初级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弼时镇
电话：13353895710
邮编：41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