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任弼时同志逝世75周年| 任弼时的作风

任弼时的作风

吴雄文  李姝慧  蓝悦

任弼时（1904—1950）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在30年革命生涯中，他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工作、工青妇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坚持用优良作风创新探索、全面实践，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他对作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的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任弼时的思想作风：坚定信仰、坚定信心、坚定志向

任弼时对认准的事，一直是坚定信仰、坚定信心、坚定志向，力排万难、笃定前行。1919年春，任弼时进入长郡中学读书，在作文《言志》中写道：“谚云，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其立志之坚也，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

任弼时作文《言志》

任弼时17岁即立志为社会存亡生死去冒险奋勇，他在1921年5月启程赴莫斯科学习前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任弼时同志的一生，始终围绕“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而不懈追求。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期间，任弼时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史》和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等。1922年12月7日，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场列宁墓前，堂兄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任弼时坚定地回答：“决定了！”

在生死考验面前，任弼时始终对党坚定信仰、绝对忠诚。1929年11月17日上午，任弼时冒雨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的一幢小楼，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却不幸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密探抓捕入狱。凶残的敌人两次对任弼时用刑。第一次受刑后任弼时回到拘留室，对同样被捕的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第二次，敌人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任弼时的背上被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任弼时在狱中的坚守，靠的不仅是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二、任弼时的学习作风：学贵用心、学贵有恒、学贵在实

任弼时出身书香门第，祖辈读书者甚多，不乏成就非凡之人。他的父亲任裕道是一位私塾先生，从任弼时3岁起便悉心教他认字抄书，抄写《前出师表》等古文经典，还给他讲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飞精忠报国、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故事。早期的启蒙教育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使任弼时养成酷爱学习的习惯。

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并鼓励家人、亲友、同事爱学习、勤学习。1921年5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学习前在给父亲任裕道的信中写道：“仪芳（任弼时妻子陈琮英）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1948年10月，任弼时嘱托大女儿任远志：“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1946年2月，任弼时为叶挺之子叶正明题词：“学贵有恒，不进则退，努力、努力、再努力。”1950年7月，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

任弼时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

任弼时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1925年2月18日，他在《致旅莫诸同志》的信中写道：（旅莫诸同志）普遍缺点尚感实际经验的缺乏，往往理论不能适用于实际生活，这也就是因为过去没有注意实际问题的结果。同一天，他在《致罗亦农、王一飞》的信中写道：“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

1947年底，任弼时利用养病的机会，对土改工作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研，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土改的基本情况。带着调研成果，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并作发言，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鲜明地提出政策界限，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办法。1948年1月12日，受中央委托，在十二月会议发言的基础上，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全面系统地就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六大亟待解决的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当天，毛泽东即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这个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成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蓝本，产生了巨大作用。

三、任弼时的领导作风：珍视真理、珍重团结、珍惜人才

任弼时始终坚持真理，为了真理敢于斗争。1927年6月，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委曲求全，步步退让，还责备工农行动“过火”。6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将一份主张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作斗争的《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斥之以“幼稚”“荒唐”，并把《政治意见书》撕碎弃之于地。6月23日晚，任弼时再次将《政治意见书》委托中央秘书长蔡和森递交，陈独秀又“碎之于地”。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要求宣读《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说：“现在是讨论怎样行动，没有时间讨论上海大学教师的讲义。”任弼时据理力争：“迅速武装工友，发动土地革命，和汪精卫作斗争，难道不是当前最重要的行动吗？！”后来任弼时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任弼时是党内珍重团结、维护团结、促进团结的典范。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集结于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此时，张国焘已于 1935年10月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任弼时对此展开坚决斗争，他首先严禁在红二、六两军团发放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反对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的《干部必读》等材料，并烧掉了这些文件。任弼时要求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准讲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1936年7月，任弼时在同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傅钟谈话时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途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任弼时、朱德等同志多方协调，努力做好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二方面军部分同志合影

任弼时在党内有三个称谓：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他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关心干部、爱护人才，并且竭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培养干部工作当作大事急事来抓，并且不拘一格引进、重用人才。1931年湘赣苏区开展肃反，认为王震是“AB 团”。1933年5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湘赣苏区，11月当选为湘赣苏区省委书记，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军区政治委员。经过调查研究，他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一些错误，并推荐王震为红六军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他代理湘赣军区司令员和红十八师政委，全面负责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不久湘赣苏区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王永浚曾任国民党六十三师无线电队队长，在江西九渡冲战斗中被俘参加了红军，任弼时“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聘任他为湘赣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教员，很快就培训出20多名能够上机操作的报务员，壮大了我党机要人员队伍。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指出：“进行经济建设，就要重视技术工作，不但要依靠外来的技术人才，而且要大量培养党内的技术人才”。

四、任弼时的工作作风：善思善谋、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30年如一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用生命诠释了“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的铮铮誓言。1941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党中央的一切琐碎事务，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小时。任弼时对工作极度负责，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抓落实，他教导无线电侦察兵“既要能领导别人，又能亲自下手去做，才是革命同志的作风。如果认为‘这是勤务员的事，我做不得’，那就要不得”。在工作落实上，更是要求“对于一个计划的执行，要检查到底”。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 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指导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他认为：要“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在他看来，提倡“好作风”与反对“坏作风”是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改进党的领导作风，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高度一致的必然要求。

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党的七大以后，任弼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毛泽东严令他不许工作、好好休养，医生和警卫人员劝他注意休息，但任弼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1950年10月24日晚，任弼时依旧在研读有关朝鲜战事的电报，心中一直牵挂着战争局势。夫人陈琮英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早点休息，任弼时神情严肃地说道：“今日之事尚未处理完，明天还有诸多事务在等着。”说罢继续伏案工作。时针指向了12点，任弼时在地图上划下了最后一个红圈，伸手把台历翻过了一页。他强忍着病痛，把地图和文件搬到了床上，艰难地躺了下来，而这一躺却再也没有能够醒来。1950年10月25日，这是任弼时坚守在工作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日子，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五、任弼时的生活作风：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用钱多

任弼时一生始终保持着严于律己、严以律人的作风，生活中从不搞特殊化、不向组织提要求、不为子女谋私利。1946年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从湖南老家被接到了延安，首次领生活用品时，任远征在仓库看到一个粉色电光纸皮小本子，流露出喜欢的眼神，仓库管理员就把小本子送给了她。任弼时看到这个小本子，一脸严肃地对任远征说：“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特殊化！”看到父亲这么生气，任远征吓得立即把本子送了回去。后来任远征回忆说：“父亲严慈相济，家训甚紧，影响后辈几代人。”进入北京后，任弼时家住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狭小，还紧挨着马路，他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两三米，声音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任弼时了解到为了给他搬家得把一个机关迁走时，就坚决不让搬，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

任弼时一家合影

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访华时评价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经验的领导者，一位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杨尚昆曾高度赞誉其“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作者：吴雄文，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姝慧、蓝悦，任弼时纪念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