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政绩观探析

摘要：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解放区生产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任弼时总结经验教训回答了政绩的价值取向和内涵、外延，树政绩的思想、工作方法，以及如何考核评价政绩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较全面的政绩观。任弼时认为：要为群众树政绩；树群众满意的政绩；靠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树政绩；考核政绩则须要运用上下结合法考核工作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内容。

政绩观是关于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以及如何考核政绩等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遍查有关任弼时言论的史料，并未发现其使用“政绩”这一语词，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思考过“政绩”问题。任弼时的许多言论，如涉及“为群众、为人民、为老百姓……”“办事、做事、工作、解决问题、斗争、实践……”“实事求是、雷厉风行……”“成绩、效果……”等内容的观点实际上表达的就是有关政绩的思想。深入挖掘这些思想智慧，可以发挥历史的清醒剂作用，进一步教育、启发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一、为群众树政绩

为谁树政绩的问题也就是政绩对谁有利的问题。对于党组织、党员干部为谁树政绩这一价值取向问题，任弼时曾作出过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党组织、党员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即为群众树政绩。

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宗旨就是为了群众谋利益、求解放：“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党组织、党员能够通过为群众谋利益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取得群众的拥护：“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延安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演时指出，党是从无产阶级和群众的利益、要求出发决定各项工作的主张和政策：“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他还强调，政府工作者要通过为群众解决问题紧密联系群众：“我们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再次指出，“党的主张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的一切艰苦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

在任弼时看来，党组织、党员干部、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要为群众树政绩，为群众谋利益、求解放、解决问题。

二、树群众满意的政绩

树什么样的政绩问题也就是政绩内涵和外延的问题。对于党组织、党员干部树什么样的政绩这一概念问题，任弼时也曾作出过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党和政府的干部要多做满足群众需求的实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既要做见效快、易感知的“显绩”，更要做计划长、固根本的“潜绩”。

任弼时认为，党和政府的干部要为群众树实绩，不但要树立‌短期内能显现成效、群众有直观感受的政绩“显绩”，还要树立周期长、见效慢，但打基础、利长远的政绩“潜绩”。1941年2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作讲演“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在谈到边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时，他讲道：边区的参议会“要能够认真讨论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具体问题”；党的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开展经济建设工作时要“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可能开始时不会在短时期内看到成绩，但我们不要怕这一点，我们要有决心，大胆地做”；“一定要把握住少发空论多做实事……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延安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演时说：“如果有人问，在边区党和政府最中心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答复应当是：……如何移民开荒，兴修水利，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如何发展植棉、纺纱、畜牧、养蚕等事业，使人民可以获得廉价的布匹以解决被服问题；如何改进学校教育，使乡村儿童乐于读书，并逐渐消灭文盲。所有这些都是今天急于要做的工作，党和政府要善于组织这些事业，各级政府与参议会要经常讨论这些问题，订出具体的计划，认真执行，并按期检查，和全边区的老百姓一起来办好这许多事情，这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实质。”他明确指出，边区党、政府、干部要多做满足群众需求的实事，既要做短期内给人民增加收入、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等“显绩”工作，更要做目光长远、计划长久的改善教育、消灭文盲等“潜绩”工作。

在任弼时看来，这些“显绩”和“潜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1949年4月12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党在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严重后果：“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

任弼时的这些论述回答了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满足群众需求的实事是政绩的本质；把政绩划分为“显绩”和“潜绩”是以工作成效的显现时间和可感知性作为划分依据；把政绩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方面则是以工作的领域和维度作为划分依据。

三、靠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树政绩

靠什么树政绩问题也就是取得政绩的思想和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对于党组织、党员干部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方式、方法问题，任弼时也曾作出过明确的回答。他认为，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要做实事，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坚持到底、真抓实干。

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延安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演时，批评了党内的解决工作问题过程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现象：“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他认为这是导致“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认为正确、首要的做法和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正确决定问题”：“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延安的同志和靖边、清涧的一些同志，过去就是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决定问题的，他们在组织春耕、开荒、移民、合作社以及植棉、水利、纺织等工作时，都是用这种态度去解决问题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地区的同志来效法的。”

在任弼时看来，党内正确的决定坚决贯彻落实下去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在问题决定了以后，不能让这些决定变成为空洞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要使这些决定变成积极的行动，而且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保证它的实现，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就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决定的执行。”他认为这种组织工作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下级要把上级“按照需要与可能制订出来的”正确决定进一步具体化，并在工作中“坚持执行下去，克服一切中途的困难”。另一方面，要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使他们了解这个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益的，使他们拥护这个计划，自愿为这个计划的实现而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同时注意“挑选和配备适当的称职的工作干部”，因为“干部的才力和品质对于一种事业的成败，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

总的来说，任弼时认为，党员干部在生产建设等实际工作中不但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还要积极实践、真抓实干：“生产建设是繁重的工作，同时又是最实际的工作，不但要用脑子去考虑问题，而且要用手用脚去改变事物”，要“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

四、运用上下结合法考核

工作过程和结果

党组织、党员干部、政府的政绩主要是其领导群众实践的成果。要检验实践的成果如何，在任弼时看来，要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配合的方法，既要考核实践的具体过程是否合理、合规，又要考核实践的成果是否满足了群众的需求。

1935年1月6日，湘鄂川黔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中共中央代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作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党和政府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换句话说，上级要经常检查下级工作，检查下级工作是否解决了群众实际问题、满足了群众要求。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延安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演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些思想。

他讲道：“有了计划，有了干部，工作在那里进行了，但这还不等于工作已经完成。工作中有了毛病还需要改正，有了经验还需要总结，总之，还需要经常的审查和督促。”他认为这种审查和督促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更进一步地解决具体问题”，即及时调整优化和总结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工作审查中去了解干部的品质，了解他的德和才是不是适合于他所担负的工作”；二是“在审查工作中，去了解执行机关是否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的工作”；三是“能够发现我们原订的计划是否有主观主义的成分，是否真正是从实际情形出发的”。

任弼时认为，“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审查的方式和方法”。第一，要审查工作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具体结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结果”。第二，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配合的审查方法：“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既需要上级机关审查执行机关的全部工作，执行机关审查工作过程和结果，还需要工作人员和有关群众审查“计划进行的实际情况”和“领导工作”。任弼时认为如此“才能使我们对于工作执行的实际情况了解无遗，才能使我们的审查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

这些论述对于当下如何考核政绩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考核内容方面。不但要看工作的结果是否解决了群众实际问题、满足了群众要求，还要看具体的执行过程是否合理、合规。二是考核方法方面。上级机关、执行机关自上而下进行考核的同时，要重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考核。

结语：任弼时的政绩观思想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全党积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的当下，重温任弼时的政绩观蕴含的价值取向、思想内涵、科学方法，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任弼时纪念馆馆员任相原，任弼时纪念馆馆员彭宇）